外面拿着一串钥匙，这跟监狱长面对囚犯有什么两样？我觉得内心的负疚感越来越强烈。当你看见黑猩猩在囚笼里向外伸出双手，嘴里向你发出“哼哼哼哼”的声音，用企求的目光看着你的时候，谁能无动于衷？！

　　终于我开始明白，一个单纯养笼中动物的饲养员帮不了它们。所以我要变成一个野外动物的研究者、教育者、保护者。

　　笔者:我知道，这些年你到各地去宣讲环保知识都是义务的，你如此辛苦的宣传环保，但你是否想过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你，支持你的事业？

　　郭耕:我有一次在某个网站做客，有的网友就说我偏激。偏激？也许吧，其实我非常热爱人类，我抨击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是人性中的恶。无论别人怎么看我，我始终坚定一个信念——我这种奔走呼唤是为了那些无言的生灵，因为它们是弱者，它们无法直接反抗人类的暴行。所以我说，我的工作在1995年以前是人面对动物，在之后是代表动物面对人。

　　的确，我不可能改变所有人的观念，但作为一个环境教育工作者，西方叫Environment？Educator，我可以尽可能地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这也是我在麋鹿苑建“世界灭绝动物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环境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的是，我认为不仅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才有识的、合格的社会公民，更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一个有德有情的、合格的地球公民。德才兼备是我们的期望；无德无才，是我们的失误；但有才无德则是我们的悲哀。因为，科学知识掌握在有德者手中，会造福；科学知识掌握在缺德者手中，就会造孽。

　　笔者:做了这么多年的环保宣传工作，你觉得我们国家，我们的民众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有很大的改进吗？你的宣讲效果如何？

　　郭耕:通过宣传，人们保护环境意识确实有很大的改进，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我认为效果明显。我们讲座的听众大多是学生，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都有。我认为要学生们理解、接受，就要与他们交流。我们每次讲座前后的区别完全是天壤之别。一开始学生们听说有环保讲座，都认为是说教，“又是讲环保！”他们的确有抵触情绪，听老师说前不久有个院士来讲环保，很多学生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但是听我的讲座他们慢慢地就有了兴趣。我尽量使讲座生动，采取互动的做法。我讲动物的生物性，讲生态道德、环境伦理，讲地球上动物的代际关系，我还联系人与动物的关系和学生们一起唱《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流行歌曲。我们讲座的场面非常活跃，在我的电子信箱中常常收到学生们的来信，他们说听了讲座对自己一生都会有影响。

　　3

　　每个人都是地球这个生态圈中的一员，都应该为保护环境承担责任

　　笔者:您用自己对动物的了解和感情编写的教材、书稿打动和感染了许多人。你们的环保宣传很有新意。凡是到过麋鹿苑的人，对那片“世界灭绝动物墓地”都会是刻骨铭心的。特别是您亲手设计和建造的呈多米诺骨牌状的墓碑，每块墓碑上都有一种已经灭绝的动物名称和灭绝时间，在倒下的墓碑群末端的一块上写着:人类，灭绝时间……您为这些灭绝动物写的墓志铭:“工业革命以来，以文明自诩却无限扩张、为所欲为的人类，已使数百种动物因过度捕杀或丧失家园而遭灭顶之灾。当地球上最后一只老虎在人工林中徒劳地寻求配偶，当最后一只未留下后代的雄鹰从污浊天空坠向大地，当麋鹿的最后一声哀鸣在干涸沼泽上空回荡……当人为造成的物种灭绝事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的时候，作为自然物种之一的人类，你就能幸免于难吗？”更是给不珍惜大自然的人类敲响了警钟！

　　郭耕:通过这么多年与动物的接触，我从动物身上感到了无限的美，而这种美恰恰反衬出了人类的丑恶，一种残暴自私的丑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建立在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上，否则我们的子孙恐怕要面临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我们共有一个生态圈，我们处于生命的共同体之中。

　　的确，动物是无言的，自然是无声的，它不会直接反抗我们，但这种反抗会慢慢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比如:我们砍伐森林，换来的结果是水土流失，泥石流，这种天灾就是因为人祸；自然界的鸟都抓到笼子里或者被我们吃掉了，鸟少了，虫子就多了，我们用杀虫剂，用农药喷在农作物上，最后几乎50%的农药残留物就都循环在我们的消化道中。还有前不久很多城市遭遇的沙尘暴，这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控诉和反抗！记得一位哲人说:“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他人和动植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这个人才算是有道德的。”在我们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今天。我们就是缺乏道德——生态道德。

　　笔者:那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不让人类在未来成为一块倒下的墓碑呢？

　　郭耕:我认为今天保护动物、保护环境的行为应该主要落实在人类行为的改变上。每个人都是地球这个生态圈中的一员，因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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