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开垦农田5,500多万hm2（马忠良，1997；陶炎，1994），如西汉时湖南人口仅50.8万余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47人，到东汉时，增加到207.1万余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0.06人（四川省博物馆，1979）。这一时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四川盆地等平原区森林被大量垦殖，加之北方居民大批南迁，加剧了南方平原区森林的破坏。汉代冶铁和制造铁器有很大发展，同时冶炼和制作铁器消耗了大量森林资源，近山区森林已大为减少。由此推测平原区已不存在大面积森林分布，华南虎即使未退出平原区，也应该呈孤岛状分布。
    唐宋时期（包括五代、宋、辽、西夏、金）上下约700余年，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更加繁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农业经营更加精细化，军民屯田与日俱增，农民已开始在山区开荒垦殖（董智勇，1993）。可推断平原残存森林已被消耗殆尽，华南虎最终在这一时期退出平原区，平原区低山丘陵地带保存华南虎的可能性很小，其情形如图片2所示。由此可知，华南虎由于在唐宋时期就已退出平原区，年代久远以致在我国文化中都有所反映，如"调虎离山"、"纵虎归山"、"坐山观虎斗"等成语表明，人们都认为虎是山地物种。
    元明清时期至解放前，尽管社会生产力没有较大发展，但人口数量仍有相当增长，进入山地垦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山地林资源较之历史上各时期的破坏尤甚。有理由推测，华南虎可能已从前山带和低山带消失。历史典故记载，1875年在宁波、广州附近，1880年在南京附近都曾经猎捕到过虎，有一些南方城市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曾在郊区打到过华南虎，如厦门（1870，1895，1897，1925）、宁波（1875）、杭州（1880）、福州（1894）、南京（1895）、安庆（1925）等（谭邦杰，1984），由于这些城市周围不存在华南虎生存的环境，这些现象可能都是偶然因素所致或记述上的错误。因此，100年前华南虎仅存在于我国南方较大山系中，如武夷山山系、南岭、大娄山-武陵山-雪峰山山系、秦岭-大巴山山系等。

(20世纪50年代华南虎分布图) 
 
    这一时期，华南虎分布的地理空间范畴并未显著退缩，一般在表述华南虎分布地理空间时，多数学者采用了(图片3)的方式。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华南虎的实际生存空间不能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广泛，早已从华北平原、四川盆地、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等地势较低、人口密集的平原丘陵区退出，(图片3)显然扩大了华南虎的分布区范围和面积。因而，我们认为，在如此广阔的地理分布区域内表示华南虎的真实存在空间，必须将较大的平原空间删除，才能相对准确的反映其真实的动态。
    近百年来，华南虎依托于较大山系，仍有相当的生存空间，但不同区域受人们经济活动程度而有所不同。我们认为，那些所谓的虎数量最多的区域如江西、湖南，可能是人们猎杀虎最严重的区域，而非数量高的缘故，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人类经济活动强度较高，华南虎与人类在动物养殖业等经济活动方面的冲突较大，而导致乱捕滥猎。
    解放后，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锐增，同时国民经济建设对木材资源的需求量增大，人口众多带来山区耕地开垦，劈山为田、道路修筑、矿山开采，严重冲击了华南虎的生存空间，人们猎杀虎及其猎物资源，导致人与虎的矛盾激化，强化了传统上虎为害兽的错误观点，如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地方政府下令消灭华南虎，以致当地军民采用毒饵法、毒箭法、绊线枪，甚至采用军用武器围捕猎杀华南虎，由此导致华南虎全面退至较大山系（如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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