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时间长了，毕群发现，这是一个“走不到头的死路，能得到救助的猫非常有限，对有着几十万只流浪猫的北京城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爱人对猫毛过敏，于是在搬进新房后，他狠了狠心将手头所有的猫送了出去，开始做爱护动物的宣传工作。
　　在北京的高校、中小学，毕群和吴天玉等志愿者借助签名活动不厌其烦地向同学们讲解。在一些社区，他们极力游说社区为辖区流浪猫搭猫舍、设置投食点、筹资做绝育手术。可喜的是，西城区的教育部家属区和大兴区的宣颐家园社区已接受他们的观点，开始为这些流浪猫重建家园了。
　　“只有建立动物福利的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们遗弃、虐待动物的行为。”曾是北京市第12届人大代表的军人李晓溪说。
　　“一提起动物福利，就有人说：‘现在人的福利还没解决呢，说什么动物福利，岂不是天方夜谭？’”提起他劝说别人时的情景，李晓溪满脸激动，“这时我就说动物福利与人的福利不同呀。人的福利是如何改善生活条件，动物福利是如何活下来。无非只有五个小小的要求：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通俗地讲，就是在动物饲养、运输、宰杀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减少痛苦，不得虐待。况且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都制定了动物福利法，包括许多比我国落后的非洲国家。”
　　当然，短短几句话需要大量的证据支撑。为此，李晓溪等人整天研读这方面的文献，如今俨然成了动物福利专家了。同时，每年北京市人大会议召开前夕，莽萍、吴天玉、芦荻等人都要叮嘱她坚持提动物福利立法的事。
　　在包括李晓溪在内的诸多代表的坚持下，今年5月8日，含有一句“动物福利”内容的《北京市动物卫生条例(征求意见稿)》终于在北京市政府网站上进行了公示。但在5月10日，此稿便被撤下来。据称，某些专家认为这项立法过于“超前”，将遭遇执行难等现实因素。6月13日，北京市法制办孔繁荣处长解释称，北京市人大五年立法规划中并没有这项法规。
　　“不过，令我们高兴的是，今年10月26日，海南省有关部门组织多名国内外专家及部分省领导就出台《海南省动物福利法》一事进行研讨，会上，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透露出明年年初将召开听证会，以促成该法早日出台。这是我国动物福利法立法的第一道曙光呀。”李晓溪兴奋地说。
　　记者采访了起草这一法案的中国科技大学法学专家宋伟教授。被称为我国动物福利教学第一人的宋教授说，这一法案的缘起，跟海南“建设生态省”的理念分不开。该省有关领导非常重视，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鲍克明、省政府副秘书长许前飞、省安全厅厅长熊方明等领导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他与有关专家在起草这一法案时，在参考国外动物福利法律的同时，也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较为保守的行文，“绝对不能照搬外国的法律条文，毕竟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尚待提高”。但对于此法案是否能获通过，宋教授审慎地说：“现在很难讲，得看明年再说。”
　　对于我国动物福利立法前景，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蒋劲松博士分析道，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漠视动物福利的观念短期内很难完全改变，种种虐杀虐食的传统一时也难以根除，不承认“动物生命权也应得到尊重”极为普遍，这是立法的难题。
　　但是，这方面的立法也有越来越强大的推动力。蒋劲松说，一是国际上的舆论压力和“畜牧、水产品国际贸易壁垒”。前两年，随着中国加入WTO，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关税措施阻止中国农产品大举进入，绿色壁垒(或称环境壁垒)使中国农产品出口损失严重。近年来，国际上又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养殖产品出口遭退货甚至抵制事件，原因就是他们怀疑我方产品不符合动物福利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与智利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便加入了“动物福利”标准的条款，欧盟甚至希望将“动物福利”问题列入世贸组织多哈谈判议程。也许用不了几年，“动物福利”也如近年来强调的环保与卫生检疫的“绿色壁垒”一样，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一个新的“关键词”。我国作为其中一员，不可能不受影响。动物福利不仅牵涉到动物的利益，即使从国人的经济利益角度也是必须考虑的。
　　二是国内越来越多的爱护动物的志愿者呼吁，全国性的《动物福利法》如果制定起来比较困难的话，那么，少数沿海发达地区率先进行地方立法却不是不可能的，海南就是一个很好的苗头。北京即将迎来2008年奥运会，“人文奥运”的口号要落在实处，制定一部哪怕门槛很低的《动物福利法》也是非常必要的。退一万步讲，就算制定完整的《动物福利法》有困难，也完全可以分散立法，让动物福利的精神分散在不同的法规中，渐次出现。
　　“对于立法，我们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但对于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应抱有足够的期待，关注弱小的程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风向标。作为弱小无助者的动物们也必然会等到我们采取立法的方式关注它们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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