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新闻社的前身是苏联新闻社，它是独特的记者组织机构。这是庞大的媒体帝国，任务之一是为那些对苏联感兴趣的外国记者提供帮助，协助他们报道苏联，拍摄苏联，制作有关苏联的电影。

　　新闻社在国际上代表着苏联记者协会、苏联作家协会、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知识协会，它的口号是“为了和平、为了各国人民的友谊传播信息”。正如新闻社的章程所说，“通过在国外大力传播苏联的真实信息和介绍苏联人民的生活，大力推动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友谊”。在生活中它的主要任务更实实在在：向外国读者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方针、苏联人民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和遇到的问题，介绍苏联的生活方式。

　　树立威信一向是花费很高的事。苏联财政拿出大量资金维持着这个有数千人的无利润的宣传性机构。资金的投入也的确为国家赢得了声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苏联新闻社都能够为苏联增添光彩。

　　国外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称新闻社的工作人员是克格勃，认为他们是间谍，在国内和国外都是情报人员。也许，我们的一些同事是“戴肩章”的人，有军衔，有自己的任务，但是这种人为数很少，绝大多数人是职业记者，在新闻社工作，努力完成章程中规定的任务。他们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外国记者在国内采访，常常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新闻社为某个外国记者策划的采访任务。外国记者通常不喜欢传统的采访路线，必须给他们安排独特新颖的活动，否则他们就不去，或者就地编造“神话”。新闻社十分理解他们，努力满足外国记者的所有合理愿望。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但是新闻社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陪外国记者到全国各地采访达50次之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波兰著名记者梅奇斯拉夫·丘马，他是克拉科夫杂志《剖面》的主编。我当时还是新闻社的年轻记者，第一次陪波兰人到极地诺里尔斯克去。丘马是第一个被允许参观这个保密城市的外国记者。他非常有名，连美国总统卡特都视他为座上宾。

　　一开始丘马的那种魅力让我觉得他好像戴着一副假面具，掩盖着内心对我国的不友好。他是个富于冒险精神、敏锐而尖刻的记者，也许会写些有关我国不好的东西，《剖面》可是家在全球发行的刊物呀，这使我很担心。我十分警觉地去国际机场接他。从车窗中丘马看到了一幅标语“庆祝祖国60周年”。他恶狠狠地说，“他妈的，怎么才60年，我觉得长得多。”我挺紧张的，反驳说，“我也觉得不止一千年，难道你们波兰没有傻瓜吗？”丘马笑了说：“嗨，还挺会敲打人的！我错了，请原谅。”从此我们成了朋友。

　　准备这次出差时，我去列宁图书馆，把能够找到的有关诺里尔斯克的材料都读了一遍。丘克在记者中也是个“大腕”，各种信息都武装到了“牙齿”。他承认喜欢写“神秘的”地方，诺里尔斯克就是这样的地方。那里的确挺独特的：冬季——从早到晚都是漆黑一片，夏季——天永远都是亮的，这里的房子长着“四条腿”，地下挖出来的是“门捷列夫的整个元素表”（各种稀有金属）。

　　夜里我们乘飞机向东飞，朝着太阳飞。他问我，下面是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大概已经到了乌拉尔。然后我去问驾驶员，想核实一下。我向机长解释说，有位外国人，是新闻社的客人，他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你们，能否允许他到驾驶舱来，机长点了点头。新闻社很有威信。在飞机上向乘客们提供的是《旅伴》杂志，它就是新闻社用俄文和多种外语出版的刊物，在苏联时期是十分畅销的杂志。丘马问了驾驶员许多问题，然后十分满意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丘马把在诺里尔斯克的所见所闻写得相当生动。他提到了井下的矿工，在“人造太阳光”下成长的孩子，在永冻土地带森林里的动植物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送给泰梅尔半岛的稀有动物麝牛。

　　第二年丘马先生请求新闻社为他组织新的特色采访，去伏尔加河三角洲，那里生长着野生的荷花种群。几乎没有可能满足这种请求，在三角洲有我们的军事设施。但是新闻社还是为波兰人找到了一条路线，通过昆虫科考站进入野生荷花生长地。

　　还是由我陪他前往。学者们带我们乘船沿伏尔加河支流抵达观荷的最好位置，野生荷花一望无际。正如后来这位波兰人所描写的：“这种超现实主义的生灵展现出天堂般的美丽，散发出阵阵芳香。”回程时他问我：“在伏尔加河三角洲，据我所知，与荷花同处的还有一些不太浪漫的东西，是这样吗？”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是的，这是导弹。它们保护着鲟鱼，您马上会看见，也会品尝到。”

　　丘马一年后又向新闻社提出要求，想去看看远东的野生老虎。这简直太难了，一开始想婉言拒绝。在与新闻社远东分社负责人叶夫根尼·布加延科商量后认为，组织这种“会见”还是有可能的。哈巴罗夫斯克的自然科学家和作家弗谢沃洛德·瑟索耶夫提示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来到乌苏里江沿岸，边防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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